1925年，浓雾弥漫的沈阳（当时称奉天），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世世代代饱受疾苦的百姓，日夜盼望黎明的到来，盼望有一个能替自己做主的领路人。正当人们翘首以待的时候，一颗星点亮了沈城，中国共产党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在沈阳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共奉天支部成立了。这是沈阳第一个党的组织。当时，中共奉天支部书记是任国桢。

       1898年12月23日，任国桢就出生在丹东市西郊帽盔山下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1914年7月，考入了东边道立中学的任国桢不仅埋头读书，更关心国家大事，他在作文中热情歌颂辛亥革命，赞扬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精神，对军阀混战表示极大忧虑。

       1918年秋，任国桢告别了滔滔的鸭绿江，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告别了结发妻子依依切切的泪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学习汉文和俄文。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任国桢得到了锻炼，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他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等大问题，把个人的问题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开始思索如何救国救民，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俄国十月革命问题上。1924年，由于任国桢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决心，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的春天，任国桢被中共北京区委派到奉天，从事建立地方党组织工作。

       任国桢到沈阳后，寄居在大南门里文华阁纸庄。他常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看书看报，以便接触群众了解情况。他结识了在青年会工作的进步青年苏子元，并与他建立了友谊。通过苏子元的介绍，任国桢又与以美术工作为掩护在奉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韩乐然取得上联系，同时还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奉天后，任国桢找苏子元研究，组织学生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任国桢又征求了韩乐然的意见，并到小河沿医专找进步组织“白杨社”负责人高启福、吴执中、白希清等人商量具体办法。之后，便召集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南满中学堂、文汇书院、坤光女校等校学生会代表，到医专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学生到奉天省公署请愿，唤起全省同胞共同反对帝国主义。6月10 日上午9时，奉天19所大中学校的学生2000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奉天省公署门前示威请愿，很多市民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加入了请愿的队伍。为防止事态扩大，反动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封锁街道路口，不许学生队伍通过。学生总代表毕天民宣读请愿书，强烈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暴行。奉天当局见学生越来越多，而且有市民加入学生队伍，恐怕发生不测，即增调警察和宪兵前来镇压。在学生队伍前面和两侧架起了机枪，杀气腾腾，但学生们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激起了义愤，干脆席地而坐，非要省公署答复请愿条件不可。后来，军阀张作霖调动军队，抓走了部分学生代表。反动当局对请愿学生加以报复，各校的学生代表均被开除。为了扑灭请愿斗争的烈火，统治当局决定将中等以上学校全体放假，以防风潮蔓延，要求6月14日前一律离校。鉴于此情况，任国桢找苏子元商量，要想办法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利用每年暑假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都要组织夏令营的机会，办起暑期学校。奉天基督教总干事阎宝航十分赞同此事，最后决定奉天省学联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于7月下旬共同举办一个短期学习班———暑期学校。参加暑期学校的主要是学生联合会的积极分子，每天下午5至7时上课。任国桢主讲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系统介绍社会发展史，阐明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道理。吴晓天讲了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和妇女问题。

       暑期学校结束后，任国桢和吴晓天又把思想进步的学员组织起来，成立了“革命同志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高子升、吴竹村、苏子元、阎宝航、张景珍等，并发展了首批党员。

       在中共北京区委的直接领导下，任国桢等在奉天开展建党工作成绩显著，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中国共产党在沈阳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奉天支部于1925年9月初正式成立，书记为任国桢，同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奉天特别支部也正式成立，书记为吴晓天。

       中共奉天支部成立不久，任国桢被调到北满工作，由于受郭松龄反奉事件的牵连，任国桢在哈尔滨被捕，1926年底获释出狱。任国桢出狱后，组织上又安排他任中共奉天特别支部书记。这时中共奉天支部的力量有所加强，杨志云负责组织工作，高子升负责宣传工作，机关设在老精华眼镜公司二层楼上。这是杨志云通过他的老同学老精华眼镜公司经理仲肇发租的。任国桢和杨志云以报考医科大学复习功课的名义住在那里，组织领导奉天的革命斗争。当时奉天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动员群众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开展工人运动，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任国桢非常注重宣传工作，他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并利用每天和老精华眼镜店员工接触的机会，向他们深入浅出的宣传革命道理。他讲到：要想拯救我们的祖国，非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不可，非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不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地主、资本家怎样剥削人民，被压迫人民应该联合起来斗争，为建立光明的世界，我们要行动起来团结一致，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任国桢还经常组织工人学习，在他的努力下，又一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和扩大党的组织，任国桢注意在奉天周围地区开展建党工作。1927年3月，任国桢派周东郊去营口从事秘密建党工作。按照任国桢的指示，周东郊到营口后，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并于同年6月在营口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6月，中共奉天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奉天特别市委，任国桢任书记。为发动和组织奉天工人群众向资本家进行斗争，任国桢和杨志云经常装扮成小商贩，背着香皂、毛巾、牙刷等物，深入工厂接触工人，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及情绪。

       1927年，奉天制麻株式会社工人由于无法忍受日方资本家的剥削，举行了大罢工。任国桢听到这个消息后，即派杨志云与工人代表接头，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并帮助工人拟订复工条件。根据当时资本家已将独身工人赶出工棚的实际情况，任国桢提议开展募捐活动，救济困难大的工人，以利于罢工坚持到底。由于党的组织领导，这次罢工坚持了27天，给工人很大的鼓舞，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人害怕工人罢工斗争向其他工厂蔓延，在万般无奈的条件下，全部接受工人所提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在当时东北地区党组织还很薄弱，特别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这次罢工具有重大意义。任国桢原打算把罢工斗争扩展到满毛织株式会社，但日本人已觉察到这次罢工其背后有组织领导，于是，日本特务机关加紧活动，终于探听到中共奉天特别市委的活动。6月29日，敌人首先逮捕了杨志云，并将老精华眼镜店包围，逮捕了任国桢和6个伙计。由于找不到证据，不得不把仲肇发和6个伙计放掉。任国桢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但他对党的机密不肯吐露半个字，日本警察署又得不到别的证据，只好把任国桢引渡给奉天商阜警察局，经过两次审问，又转送奉天督军公署军法处，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1928年5月，由于张学良宣布释放政治犯，任国桢获释出狱。

       任国桢出狱后，暂时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回到了家乡。阔别了十年的青山绿水，显得更是绚丽，别离了十年的父老乡亲，觉得更是亲切，老母亲触摸着儿子的脸，老泪横流，结发妻子眼睛里含着说不清是欢喜还是担忧的眼泪。任国桢虽然带着对家乡亲人的万分思念回到了家乡，但令他更加忧闷的还是没有找到党的组织，他始终坐立不安。

       自从任国桢回到家，他父亲总是担心他再走，怕他在外面有什么危险，总劝他不要出走，然而老人家哪知道儿子的心情，任国桢此时如离群的孤雁，恨不得马上找到党的组织。

       安东地下党组织通过任国桢的哥哥和任国桢接上了头，任国桢又通过安东地下党组织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找到了党的组织，任国桢无比激动，晚上，他久久不能入睡，他决定立刻到奉天找党的组织。

       1928年深秋，任国桢怀着对新的革命斗争的向往、怀着对家乡亲人的依依不舍的心情，毅然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虽然前几天还说服家人坚决要走，现在真的要走了，心情不免起伏震荡，想到这次离别不知何时能归，一股留恋之情油然而升。多年的革命斗争锻炼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了，他更加坚强与成熟起来，没有革命者的艰苦奋斗，人民又怎能获得解放。

       1928年底，任国桢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哈尔滨工作。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任国桢调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主持省委工作。

       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做恢复中共山东省委工作。12月，任国桢被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被选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

       1931年，党中央又把任国桢派到唐山，任市委书记。后因唐山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任国桢又被派回北平。“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恢复和整顿山西的党组织，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任国桢被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来到山西。

       1931年10月21日，任国桢和山西特委的几名同志开会时被敌人逮捕。敌人把他们押到山西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室里，纠察队和便衣特务如凶神恶煞，各种刑具摆在面前，但任国桢毫不惧色，每次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始终没有向敌人透露一点党的情况。敌人无可奈何，残酷的刑罚对他们无济于事，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便凶狠地判处了他们死刑。

       1931年11月13日，太原古城阴云密布，寒风呼号，大地陷入了悲哀，任国桢等一起被捕的几名共产党员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无所谓惧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在罪恶的枪声中倒下了。年仅33岁的任国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任国桢虽然牺牲了，但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太原解放后，人民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山西省政府后面的梅山。后来，山西省和太原市政府在太原市名胜古迹双塔寺建立革命烈士陵园。